11月1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10月份国民经济主要指标数据，粗钢的增长幅度引人注意。根据中钢协提供的数据，第三季度，全国高压管粗钢产量1.53亿吨，创历史最高，同比和环比分别增长20%和10%。
随着中国经济的逐渐回暖，工业生产企稳回升势头明朗，三季度增加值增速达12%，预计四季度可达16%。但工信部总工程师朱宏任在2009年中国工业经济运行秋季报告会上说，产能过剩、重复建设是当前影响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突出问题。
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近日在京也指出，中国经济仍然具备双位数增长的潜质，明年中国经济的主要挑战并非通胀，而是产能过剩。
痼疾
在经济稳步回升的关键时期，产能过剩这一魅影再度引起了决策层的高度关注。
继国务院总理温家宝8月26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之后，发改委等部门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随即得到国务院批准，并以国发“38号文件”形式正式印发。
实际上，自2004年起，抑制产能过剩就成为国家宏观部门的调控关键词之一。2005年1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第一次专题部署抑制产能过剩。2006年，国务院将钢铁、电解铝、电石、汽车、焦炭、电力等10个行业列为产能过剩或潜在过剩行业。
随后，2006年国务院下发的《高压管关于加快推进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的通知》要求，要通过重组、改造、淘汰等方法，推动产能过剩行业加快结构调整步伐。具体措施是，切实防止固定资产投资反弹；严格控制新上项目；淘汰落后生产能力；推进技术改造等。
但两年过去了，效果并不理想。
以钢铁产业为例，自2005年后，钢铁产能过剩屡屡成为调控的“靶心”。该行业曾以近乎极端的“铁本事件”宣告压缩产能绝不手软。
但经历几次深度“轮回”，许多钢企总能“找到路侧身而过”。例如2006年以前，国家对钢铁产能淘汰的标准是200立方米以下的高炉，很多小钢厂就改成300立方米、500立方米甚至更大的高炉。2006年，淘汰标准提高为300立方米的高炉，逼着企业只能再往大了改造。这样类似于“摊饼”的做法，客观上造成国内钢铁的实际产能越来越大。
对此，江西师范大学教授邹啸鸣对《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政府应该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目前抑制产能过剩的措施多是利用行政手段，这样不仅容易导致所有行业“一刀切”，而且容易倾向于国有企业，排挤民营中小企业。应该让市场机制，通过优胜劣汰自由选择。
加重
痼疾未愈，再添新伤。
2009年8月，全国人大财经委调研后认高压管为，产能过剩行业几乎翻了一番，达到了19个。在接下来的短短3个月时间里，产能过剩的行业数继续呈现飞速增长的态势。2009年一季度有19个行业过剩，到了第三季度则增加到21个行业。
著名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过，“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传统行业产能过剩治理尚未显效，被寄予带动经济复苏厚望的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在政策扶持之下也被“传染”，出现了产能过剩的趋势。
在国务院于9月29日批准的多部委《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38号文件）中，风电设备和多晶硅这两大新能源产业首次被列入重复建设之列。
中国电子材料行业协会给国家发改委的一份行业报告显示，到2009年6月底，我国已有19家企业多晶硅项目投产，产能规模达到3万吨/年，另有10多家企业在建，扩建多晶硅项目，总规划产能预计到2010年将超过10万吨。
同时，风电设备投资一哄而上的局面也非常突出，目前我国风电机组整机制造企业超过80家，还有大批企业想加入，2010年风电装备产能将超过2高压管000万千瓦，而每年的风电装机规模预计只有1000万千瓦左右。
当风电设备和多晶硅上榜过剩产能“黑名单”之后，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无疑又蒙上了一层“过剩”的心里阴影。
“新能源的发展，政策鼓励是有利的，但还要考虑价格机制及这些新能源本身的产业化发展能力，看它们能否找到合理定位并被市场接受。”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曾表示，如果这些发展中的问题没有解决，投资扩张过快，就会有问题。
开方
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在“保增长，调结构，防通胀”的关键时期，重拳狙击产能过剩已悄然启动。
在国发“38号文件”发布后一周内，发改委有关负责人先后通过接受采访和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方式，对有关问题作答并进行详尽的信息披露。这在过去是很难见到的。
同时，此次治理产能过剩的部委也由过去的六七个部委，增加至十个部委联合行动。
对此，一位不愿具名的民营钢企老板对《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说：“我们最需要的是政府为我们提供充分的信息，让我们了解各行业的供求状况，这样能够为我们进入或者退出某行业，开工生产或者减产提供判断的依据。”
不过，早有学者撰文建议，应该尽快建立产能过剩预警机制。也就是说，在经济全球化、产业分工细化、居民消费个性化的今天，如何判断哪些产业存在过剩和潜在的过剩，难度相当大。尤其是我国正处于市场化转型阶段，政府职能还没有彻底转变，大量国有企业还需要政府进行指导和调控，产业结构调整仍是各级政府的重要工作。而尽快建立产能过剩预警机制，通过多种形式将产能过剩的情况反映出来，发出预警信号，则能让企业及时了解宏观信息，正确判断市场供求变化趋势，减少投资的盲目性。
新药
除此之外，应对产能过剩这一痼疾的有关对策措施也在悄悄发生调整。
10月19日，本报记者在国家发改委等十部门联合召开的抑制部分行业产能和重复建设信息发布会上了解到，此次抑制产能过剩过程中，市场机制将发挥更大的作用——由过去主要以宏观政策调控为主，转向市场引导与宏观调控相结合。通过加强行业产销形势的监测，分析和国内外市场需求的信息发布，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看来，此次治理产能过剩，政府层面更注重使用组合拳，以及措施的可操作性。同时可以看到，在十项治理措施中，政府不仅重视在投资项目上的信贷控制，还首次将环境监管措施提到了重要位置。
“产能过剩产业大多是国有企业，其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他们往往不会过多的考虑风险。而银行又是国有的，为了业绩，只要政府支持某一项目，就‘倾囊支持’，至于企业贷款的未来风险，银行考虑甚少。”中国社会科学院政府政策系博士马光远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分析道。
就此，决策层采取了“有保有控”的金融政策，加强宏观信贷政策指导和监管，引导和督促金融机构改进和完善信贷审核。对不符合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以及相关产业政策要求，未按规定程序审批或核准的项目，金融机构一律不准发放贷款，已发放贷款的要采取适当方式予以纠正。
另对于当前部分产能过剩行业存在的环境污染问题，政府此次也首次将“强化环境监管”明确列出。
由于环保标准是一项硬指标，如未通过环境评价审批的项目，一律不准开工建设；对达不到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超过排污总量指标的生产企业必须限期治理，限期治理不合格的依法予以关闭。因此，使用环保标准不仅能防控部分产能过剩行业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抑制了这些行业的产能过剩。
除了以上种种原因，“官员的政绩观也是产能过剩的助推因素。”马光远表示，官员的升迁和提拔与GDP直接挂钩，只要能提高发展速度，增加财政收入，就可以不顾市场风险，上项目搞投资。完全忽视增长质量和经济效益问题，产能过剩必然很难根治。
因此，区别于以往的另一个对策是实行问责制——地方各级政府不得强制企业投资低水平产能过剩行业，对违反国家土地、环保法律法规和信贷政策、产业政策的规定，工作严重失职或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影响的行为要进行问责，严肃处理。
国家发改委产业协调司巡视员熊必琳在“2009中国国际节能环保论坛”上透露，根据“38号文件”抑制产能过剩的几个原则和政策导向，未来将严格市场准入相关内容年底之前基本上可以出台。
发改委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研究室主任王岳平认为，由于不同行业产能过剩的特征不同，下一步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的工作重点还是应该有所区别的，对于传统行业、新兴行业有区别的产能过剩也应该分别治理。
“可以看到，国家在治理产能过剩过程中也在吸取经验，拓宽治理措施。”马光远表示，但是，产能过剩本身是一个复杂、综合的问题，需要多管齐下，才不至于屡屡复发，病情恶化，要从体制上着手。
老问题如何能够得以根治，决策层能否找到药到病除的良方，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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